“儒商”的精神世界

文|李兴高

认识“儒商”，应从由小我顾大我的角度来看。

与“晋商”“徽商”不同，“儒商”并非一个地域性名词。

无论财富多寡，桑梓何处，坚守正道而奉献社会的商人就是儒商。

概言之，儒商就是奉行儒家思想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商人。

儒家的财富观积极向上，是历代儒商的行为标尺。

《论语》中，系统阐述了孔子及其门人对财富的认识，明确了追求财富是人类的本性，更指明了追求财富的正当途径，说明了财富与社会环境的关系，为“儒商”树立了典范榜样。

在《论语》中孔子说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

从中可以充分认识到，在2500多年前，我们的先人已经表明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，是人的欲望，这有力地澄清了长期以来有人对儒家重农轻商的片面认识。

然而孔子又说，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又给对财富的本能渴望，予以道德的约束，对如何求财划下了红线。

在孔子看来，不合道义的财富就像天空中飘浮的白云，飘忽不定如梦幻泡影，没什么价值，轻到可随风飘散。

在孔子看来，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与财富水平同样重要。

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”，认为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，大力提倡通过正当途径创造财富，如果创造不了财富就是非常耻辱的事情。

从上述言论中可知，儒家对从商获得财富的总体态度是积极向上的，认可求财富是人的正当欲望，并倡导积极追求正道财富，强调致富与社会发展正向相关。

而且孔子的弟子子贡，就被誉为儒商的典型代表。

儒商精神的根系，源自孔子。

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，孔子的心性也奠定了儒商精神的梁柱。

从对孔子心性的研究出发，也能洞见儒商精神的一些特点。

他意志坚定，坚韧不拔。

他从十五岁立志学仁，并坚守这个志向长达55年，直到70岁学成，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。

在《论语》子罕篇中，孔子说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，用以说明志向对于人生一世的重要性。

儒商就要拥有这种坚定意志，具备贡献社会的坚定志向，这是儒商与商人的区别所在。

他不畏艰难，自强不息。

孔子的一生充满常人难以想象和无法忍受的痛苦，年少成长时期充满磨难，而且在成家立业后更是艰难重重。

今天，55岁的人大部分在谋求一个幸福的晚年，而孔子却在这个年纪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生活。

陈蔡绝粮，匡地遇险，所有的困难都未曾磨灭他的意志。

儒商在干事创业方面，应该有孔子百折不挠的儒家精神。

他终身学习，勇于创新。

学习是实现志向的不竭动力源。

儒家崇尚由学达仁，在《论语·学而》中，孔子教化大众，把学习和践行仁爱作为一生中最快乐的事。

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

儒商一定是重视学习的商人，通过学习来掌握致富本领，洞悉社会需要，把握市场规律，提高思想境界。

坚定心性是根本，行之有方是路径。

儒商的成长路径，也要依着儒家精神中的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目标前行。

“齐家”的意思，是使家族成员齐心协力、和睦相处。

而儒商所主张的“齐家”，在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理解。

对于尚处于财富积累初级阶段的商人而言，在保持家庭和睦的前提下，奉行以义聚财，依靠聪明才智、坚持勤劳致富，实现从无到有的财富积累。

“家”是中华文化的凝聚点，致富为家是追求财富的动力源，致富而家散不符合传统价值观。

对于已实现财富自由阶段的商人而言，家庭和睦且财富自由后，要在建设“富而无骄”的家风上下功夫，富有而更有德，实现有中升优的家庭生活品质，在小家富有的前提下，为社会大家富有做贡献。

总之，儒商“齐家”的追求是实现个人家庭和社会大家庭的共同富有，努力实现个人家庭富有，积极为社会大家庭的富有添砖加瓦。

而所谓的“治国、平天下”，重点在于儒商在促进社会治理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。

从古至今，有很多儒商榜样，既是成功的商人，又积极为社会做贡献。

子贡为儒商始祖，既有经商天赋，又有治国平天下的才干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共记载了十七个人的经商活动，将子贡列在第二，以相当笔墨肯定他的经济才能。

子贡学识超凡，诸侯不但需要他的货物，也需要他的政治识见和才学，经商成为他宣传政治主张和实现外交才干的重要条件。

《史记》还记载了子贡游说五国而存鲁乱齐的外交成就，孔子选派子贡挽救鲁国免遭齐国攻打，子贡用其卓绝辩才游说齐国的田常、吴王夫差、越王勾践、晋国国君，从而扰乱了齐国，灭掉了吴国，使晋国强大而使越国称霸，为鲁国赢得十年安定。

乔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儒商典范，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。

清光绪三年，天遭大旱，寸草不生，当时有“光绪三年，人死一半”的民谣。乔致庸倾尽家财，在大街上搭建粥棚，施舍粥饭，救济灾民，使当地在大灾之年，无一人饿死。

陈嘉庚是海外儒商模范，是著名的实业家，是伟大的爱国者，还是一位毕生热诚为国兴学育才的教育家。

陈先生事业顶峰时期，不过拥资一、二千万元左右，在当时的华人企业家中，比他富有的人为数不少，但他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始终如一地慷慨捐资，而自己一生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。

黄炎培先生曾说：“发了财的人，而肯全拿出来的，只有陈先生。”

集美学校、厦门大学、新加坡华侨学校是陈先生倾资捐献的。

1919年，陈嘉庚公司资产总值约达400万元左右，便雄心勃勃地回国筹办全国第一家侨办大学（厦门大学）。

他带头认捐400万银元，其认捐数额正好与其当时全部资产总值相当。

陈嘉庚在爱国兴学方面用钱气魄之大，目光之远，举世罕见。

他说：“民智不开，民心不齐，启迪民智，有助于革命，有助于救国，其理甚明。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，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，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。”

儒商的精神，即是儒家精神在商业领域的投影。

儒家精神薪火相继，其经世致用的特色，亦在儒商的历史传承中熠熠生辉。